纽约是怎样寻找天才儿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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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燕編譯 时间:2010-04-12 13:13:50
上月16日晚，2010年“英特尔科学人才探索獎”（Intel Science Talent Search）决赛上，华裔学生大放异彩，在前十名中独占五席。此消息令那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颇为振奋，希望自己的孩子经过栽培，也可以出人头地，光耀门楣。
不过，近几年，纽约一些知名的学校都要求孩子在大约4岁的时候，接受一项标准化的智力测验，以此决定孩子接受精英教育的资格，自然进一步决定的就是这个孩子将来的命运，这种情况合理吗？这种测试究竟有多大的意义？《纽约》杂志近期刊文对此作了深入分析。
斯卡拉·沙弗兰（Slylar Shafran）正在客厅里的一把椅子上，双脚交换著跳来跳去。在一个多小时里，她回答了一系列智力测试题，这套题是模仿ERB（Educational Records Bureau，纽约教育档案局）考试设计的，纽约有名的私立小学几乎都要求孩子入学前接受这种考试。所以斯卡拉的父母花了350美元，请来了一位“专业人士”。
虽然斯卡拉对测试已经表现出了可贵的耐心，但她毕竟只有4岁，耐性还是有限。
“雨伞是什麽？”测试员问。这是个20多岁的女孩，心理学研究生。
“让我不会淋湿的东西。”
“书是什麽？”
“你会读的东西。”
“房子是什麽呢？”
斯卡拉扭动著身体，站在椅子上摇摇欲坠。
“房子是什麽？”测试者重复了一遍。斯卡拉看看妈妈，“我要尿尿。”
测试结束后，斯卡拉的母亲承认，让一个陌生人到家里来给4岁的孩子做测试，她心里是很矛盾的。“我只是想让她多一些机会，”她说：“移民就是这样，总想给孩子最好的。”
纽约市的三大测试
在美国，学校教育始于幼儿园。从某种意义上讲，用标准化测试来决定孩子上哪所学校，这似乎是比较公平的作法，既不会因为家庭财富而出现歧视，也可以避免托儿班老师推荐信有失客观的弊端。不过，目前纽约的学校并没有统一的测试题。
纽约市公立学校采用奥雷学校能力测试（Otis－Lennon School Ability Test，简称OLSAT）；而私立学校则使用改良版的韦克斯勒学龄儿童智力量表（Wechsler Preschool and Primary Scale of Intelligence，简称WPPSI－III），该测试主要由纽约教育档案局主办，所以又称ERB。除此二者之外，纽约最热门的公立名校亨特学院附属小学则使用的是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Scales）的第五版，简称SB－5。
以上三者总体非常相似，但OLSAT由正式的教师主考，更像真正的学校考试，内容更偏于入学准备，比如考察孩子听从口头指令的能力；而WPPSI和SB－5更像智力测试，由心理学家进行诠释，偏重抽象推理能力。
如此测试 价值几何
近些年，纽约很多孩子的命运在5岁之前似乎就被判定。全市只要是还不错的小学，无论公立私立，都要求申请入读的孩子参加相应的测试，一些小学极其重视测试结果，甚至会拒收成绩在前3％以外的孩子。
以上文所提的亨特学院附小为例。申请入读的孩子，大约4岁左右，必须在SB－5测试中拿到98分的成绩（满分为100分），才有可能获得入学资格。入学后，大多数孩子都能顺利从三年级毕业，升入亨特学院附属中学。从2002年起，亨特学院附中至少有25％的毕业生进入常青藤盟校（2006至2007年，这一比例甚至高达40％）。如果这些幸运的毕业生，当初没有在智力测验中脱颖而出，很可能今生就和“常青藤”擦肩而过了。
因此，纽约很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会通过各种渠道帮助孩子通过测试。不过，一个在4岁时做的测试，竟然可以对孩子的命运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确实令人惊讶。其实，4岁这个年纪过于幼小，根本无法对一个孩子的智力做出可靠的判定。
Calhoun学校的校长斯蒂夫·尼尔森（Steve Nelson）说：“我经常在家长会上问父母，他们的孩子是什麽时候开始走路的。答案呈是一条曲线：少数在9个月或10个月，大部分是12个月或13个月，还有少数是15个月到18个月。然后我问，如果你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家长猛拽著一岁的孩子，大吼：‘走啊！你怎麽还不会走？’你会怎麽想？”他接著说，“其实要求4岁的孩子在智力测试中表现出色，本质上就和这位不讲理的家长一样。早期智力测试得分高并不意味著孩子以后一定很聪明，会取得好成绩，就好像走得早也不一定将来跑得快一样。”
一试定终身？
有人认为，智力测验只是“单纯测量”孩子的心智能力，结果不会受环境和时间的影响。然而研究发现，孩子的智商会出现极大波动。1989年，心理测验学先驱劳埃德·汉弗莱（Lloyd Humphreys）在肯塔基进行了一项纵向双生子研究（longitudinal twin study）。研究对象在4到15岁间定期接受智商测试。在11年结束之际，孩子们智商平均变化值为10分。也就是说，智商125的孩子在美国的很多大城市是不能进入天才儿童计划（G＆T program）的，但不久后再测，他（她）的智商可能会升到135，但孩子也许已经错过了进入天才儿童计划的机会了。
另外，孩子的智力发育不是勻速前进，而是爆发式的。1973年匹兹堡大学教授罗伯特·麦考尔（Robert McCall）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马克·阿培波（Mark Appelbaum）曾就儿童智力的稳定性问题做了一个经典调查，研究对象是80名两岁半到18岁的孩子。结果显示，孩子的智力曲线中间有缓慢的上升或者下降，而在6岁、10岁、14岁这几个年龄段，曲线的变化会更加剧烈。什麽时候得分最不稳定？6岁以前。而纽约的很多学校却根据孩子们4岁时的智力测试成绩，决定他们的人生轨迹。
一次智力测验得了高分就一定说明什麽了吗？其实得高分的偶然因素很多，比如睡个好觉或者对测试者有好感之类的，幸运地猜中有时也起到一定的作用。2006年，爱荷华大学心理学者大卫·罗曼（David Lohman）与同僚在论文《幼时天才长大未必？》中指出，所谓“天才”其实相当不稳定。他们的数据显示，测试得分超过130的孩子，只有45％同期做另一次类似测试时还能保持相似水准。再加上4岁孩子智商存在的不稳定性，显然，对“天才”的判定应该是一个持续性的工作，而不是随意在某个时段一次性做出重大裁决。
智力上的“军备竞赛”
以前，只有少数家长让4岁的孩子在参加入学测试前做练习，后来效彷者越来越多，现在则蔚然成风，逐渐演变成一场智力上的军备竞赛。家长有这样的需求，幼儿园也自然作出相应的回应，帮助孩子提早准备。随之，市场上出现了昂贵的备考资料，相关谘询机构也兴旺起来，Aristotle Circle就是其中之一。它成立于2008年，由一名麻省理工的毕业生和一位前华尔街分析师苏珊·里诺（Suzanne Rheault）创办，主要提供家庭教师、顾问、和备考书籍。
“我知道，让4岁的孩子接受考试辅导的想法会让一些父母觉得不舒服，”里诺说：“但我没有逼著他们来买，他们是自愿的。”她拿出一本封面鲜艳的备考书，那是她最近刚刚编完的。打开“单词”一节，她说，“孩子要考的所有单词都在这本书里了。”她接著说：“不管是做图形推理还是用来理解需要回答的问题，比如‘恶棍是什麽？’‘液体是什麽？’”随后，她翻到自己认为的“精华部分”——概念分组。这部分全是一组组的图，根据彼此之间的某种共同点分到一起，比如“容器类”包括野餐篮、手提箱、火柴盒，“可以开闭的东西”包括拉链、眼睛、锁，“测量仪器”包括沙漏、手表、温度计。“孩子需要理解的抽象分组我这儿都有，”她说。
她为什麽这麽肯定？难道她知道题库？里诺的解释是：“帮我们设计这个练习手册的都是看过题库的心理学家。”
有的人认为研究这些试题并不会影响孩子的得分。“我不认为练习有助于通过OLSAT，”纽约教育局天才计划负责人安娜·科米特（Anna Commitante）说。里诺却认为练习的作用毋庸置疑。她说，“和我们合作的心理学家认为，考题中50％到60％的内容都可以通过学习掌握。”当然她的观点可能是出于商业需要——毕竟她出的WPPSI备考练习册一套卖到500美元，现在她正在做OLSAT练习册，接著还要推出SB－5练习册。认同她观点的人不在少数。
天赋VS.贫富
备考自然要花很多钱，贫困家庭因此处于劣势。而且，即使没有备考和特别的辅导，来自更加富裕、更高文化素养家庭的孩子在智力测验中也会表现得更好。
有人相信，智力测试可以消除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展现孩子的本质。然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尼古拉·莱曼（Nicholas Lemann）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一个4岁孩子在智商测试中表现优异，可能因为天才遗传，也可能得益于文化上的优势。评测专家、芝加哥埃克森研究所（该所在儿童发展发面享有盛誉）所长萨缪尔·梅瑟尔（Samuel Meisels）说，“不用测智商，只要看看家庭住址和背景，就知道哪些孩子能够进入更好的学校。其实，在人生的头七八年，孩子的智商和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有极大的相关性。”他补充道，“天赋确实存在，但天赋是可以被扼杀或者得到滋养的。”
2008年《纽约时报》刊登的一份教育分析报告指出，自从纽约要求参加天才计划的孩子必须首先在OLSAT中获得高分，“神童”中白人孩子的比例就从33％上升到了48％，而黑人和西语裔儿童比例开始下降。真不明白这些测试到底是为了发现天才，还是为了巩固中上阶层的地位。
智商VS.成就
上世纪20年代，心理学家李维斯·特曼（Lewis Terman，正是他把Alfred Binet测试改进为Stanford－Binet测试），在加州对1500名高智商儿童进行了纵向研究。他把这项研究叫做“天才遗传研究”，并希望结果能表明这些“特别出眾的”孩子未来可以成为精英中的精英，在科学、公共政策、或艺术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但时间流逝，这些孩子变得越来越平凡。相反，当初被排除在1500名之外的William Shockley和Luis Alvarez，获得了诺贝尔獎；同样曾被排除出去的Isaac Stern和Yehudi Menuhin也成了世界上响当当的音乐家。
《纽约客》的专栏作家Malcolm Gladwell在畅销书《时势造英雄》（Outliers）中指出，智商之于成功，好比身高之于篮球。一定范围内肯定是越高越好，但是过了一个线，再高无益，甚至反而不好。所以一个人的智商在达到120左右后，得分更高不一定在现实世界中带来更多优势。
那麽，同样高智商，什麽原因使得一个人只是表现良好，而另一个人却取得杰出成就呢？机遇、社会关系、良师益友，坚定和近于偏执的专注，还有创造力和不怕失败的精神。Calhoun学校校长尼尔森特别强调这一点。
“我希望学校里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梦想，”他说，“希望他们偶尔有些冲动，希望他们不要参加那些智力测试，不用按照成人的规则和愿望给出答案，因为孩子看待世界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尼尔森接著说：“数学和单词只是真实生活的某些象征符号，而不是生活本身。把关注的焦点从真正的生活转移到这些符号，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的教育已经出现了偏差。”
尼尔森说他正考虑取消WPPSI作为孩子入读Calhoun的必要条件，他可能只把孩子的测试得分作为参考因素之一。他说，如此做法不是因为智力测试毫无意义，而是因为它存在一些潜在的偏差。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无论你如何努力避免对孩子造成压力，他们还是会感觉到父母的焦虑，体察到人们对自己的判断。让孩子在这麽小的年纪就感受到等级区分，实在有些残忍。
而且，智商测试中的高分其实和低分一样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对一些孩子来说，“天才”是令人不适的标签，可能会削弱其思考能力，让他们惧怕风险。他们不会提问，没有任何独创的想法，这不是他们出了什麽问题，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学习就会得到正确答案。他们从4岁开始，就认为学习意味著取悦有权威的成年人。
如何降低测试比重
要想让纽约大部分学校都跟随尼尔森的脚步，停止对4岁孩子进行智力测试，是不太可能的，但在遴选过程中适当降低测试得分的比重却不难做到。问题是，减少智力测试的比重并不能保证遴选过程更加合理和贴合实际。那麽学校到底该采取怎样的机制？
关于这个问题，埃克森研究所的梅瑟尔说，他倾向于对孩子进行全面观察，根据孩子在课堂上的表现得出结论，然后再参考他们的作业和成绩综合评价。但是他又说，“我知道，这办法不太实际，这意味著还得培训老师，成本更高，但这样的天才培养计划才能真正和天才儿童对上号。”
印第安纳州普拉克（Plucker）的建议似乎更加务实。他主张学校在一个智商比较稳定的年龄对孩子进行测试。曼哈顿的City and Country学校已经这麽做了。不过，该校并没把智商测试结果看得那麽重。他们认为，过分注重无非就是得到一批善于考试的孩子。
最后，我想提一下经典的棉花糖测试。上世纪60年代，斯坦福心理学家沃尔特·米切尔（Walter Mischel）集合了653名孩子，让他们选择：是当即吃掉一颗他们都非常喜爱的棉花糖，还是等一段时间，得到两颗棉花糖。大部分孩子希望得到两颗，但到最后，只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有足够的自制力等够大约15分钟，真正拿到两颗糖。随后米切尔跟踪研究了这些孩子，发现到高中毕业时，那些能够等到第二颗棉花糖的孩子平均高考（SAT）成绩要比没等到的孩子高出210分。也许，孩子的自制力和忍耐力比智力水平，更有助于未来成功。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接受棉花糖测试的孩子们也只有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