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是怎样寻找天才儿童的

纽约是怎样寻找天才儿童的
(声明:刊用本报图文务经书面授权,注明摘自《侨报周刊》及作者。)
 作者:王燕編譯  时间:2010-04-12 13:13:50    

  上月16日晚,2010年“英特尔科学人才探索獎”(Intel Science Talent Search)决赛上,华裔学生大放异彩,在前十名中独占五席。此消息令那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颇为振奋,希望自己的孩子经过栽培,也可以出人头地,光耀门楣。

  不过,近几年,纽约一些知名的学校都要求孩子在大约4岁的时候,接受一项标准化的智力测验,以此决定孩子接受精英教育的资格,自然进一步决定的就是这个孩子将来的命运,这种情况合理吗?这种测试究竟有多大的意义?《纽约》杂志近期刊文对此作了深入分析。

  斯卡拉·沙弗兰(Slylar Shafran)正在客厅里的一把椅子上,双脚交换著跳来跳去。在一个多小时里,她回答了一系列智力测试题,这套题是模仿ERB(Educational Records Bureau,纽约教育档案局)考试设计的,纽约有名的私立小学几乎都要求孩子入学前接受这种考试。所以斯卡拉的父母花了350美元,请来了一位“专业人士”。

  虽然斯卡拉对测试已经表现出了可贵的耐心,但她毕竟只有4岁,耐性还是有限。
 
“雨伞是什麽?”测试员问。这是个20多岁的女孩,心理学研究生。

“让我不会淋湿的东西。”

 “书是什麽?”

 “你会读的东西。”
 
“房子是什麽呢?”

  斯卡拉扭动著身体,站在椅子上摇摇欲坠。

“房子是什麽?”测试者重复了一遍。斯卡拉看看妈妈,“我要尿尿。”

  测试结束后,斯卡拉的母亲承认,让一个陌生人到家里来给4岁的孩子做测试,她心里是很矛盾的。“我只是想让她多一些机会,”她说:“移民就是这样,总想给孩子最好的。”

  纽约市的三大测试

  在美国,学校教育始于幼儿园。从某种意义上讲,用标准化测试来决定孩子上哪所学校,这似乎是比较公平的作法,既不会因为家庭财富而出现歧视,也可以避免托儿班老师推荐信有失客观的弊端。不过,目前纽约的学校并没有统一的测试题。

  纽约市公立学校采用奥雷学校能力测试(Otis-Lennon School Ability Test,简称OLSAT);而私立学校则使用改良版的韦克斯勒学龄儿童智力量表(Wechsler Preschool and Primary Scale of Intelligence,简称WPPSI-III),该测试主要由纽约教育档案局主办,所以又称ERB。除此二者之外,纽约最热门的公立名校亨特学院附属小学则使用的是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Scales)的第五版,简称SB-5。

  以上三者总体非常相似,但OLSAT由正式的教师主考,更像真正的学校考试,内容更偏于入学准备,比如考察孩子听从口头指令的能力;而WPPSI和SB-5更像智力测试,由心理学家进行诠释,偏重抽象推理能力。

  如此测试 价值几何

  近些年,纽约很多孩子的命运在5岁之前似乎就被判定。全市只要是还不错的小学,无论公立私立,都要求申请入读的孩子参加相应的测试,一些小学极其重视测试结果,甚至会拒收成绩在前3%以外的孩子。

  以上文所提的亨特学院附小为例。申请入读的孩子,大约4岁左右,必须在SB-5测试中拿到98分的成绩(满分为100分),才有可能获得入学资格。入学后,大多数孩子都能顺利从三年级毕业,升入亨特学院附属中学。从2002年起,亨特学院附中至少有25%的毕业生进入常青藤盟校(2006至2007年,这一比例甚至高达40%)。如果这些幸运的毕业生,当初没有在智力测验中脱颖而出,很可能今生就和“常青藤”擦肩而过了。

  因此,纽约很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会通过各种渠道帮助孩子通过测试。不过,一个在4岁时做的测试,竟然可以对孩子的命运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确实令人惊讶。其实,4岁这个年纪过于幼小,根本无法对一个孩子的智力做出可靠的判定。

  Calhoun学校的校长斯蒂夫·尼尔森(Steve Nelson)说:“我经常在家长会上问父母,他们的孩子是什麽时候开始走路的。答案呈是一条曲线:少数在9个月或10个月,大部分是12个月或13个月,还有少数是15个月到18个月。然后我问,如果你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家长猛拽著一岁的孩子,大吼:‘走啊!你怎麽还不会走?’你会怎麽想?”他接著说,“其实要求4岁的孩子在智力测试中表现出色,本质上就和这位不讲理的家长一样。早期智力测试得分高并不意味著孩子以后一定很聪明,会取得好成绩,就好像走得早也不一定将来跑得快一样。”

  一试定终身?

  有人认为,智力测验只是“单纯测量”孩子的心智能力,结果不会受环境和时间的影响。然而研究发现,孩子的智商会出现极大波动。1989年,心理测验学先驱劳埃德·汉弗莱(Lloyd Humphreys)在肯塔基进行了一项纵向双生子研究(longitudinal twin study)。研究对象在4到15岁间定期接受智商测试。在11年结束之际,孩子们智商平均变化值为10分。也就是说,智商125的孩子在美国的很多大城市是不能进入天才儿童计划(G&T program)的,但不久后再测,他(她)的智商可能会升到135,但孩子也许已经错过了进入天才儿童计划的机会了。

  另外,孩子的智力发育不是勻速前进,而是爆发式的。1973年匹兹堡大学教授罗伯特·麦考尔(Robert McCall)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马克·阿培波(Mark Appelbaum)曾就儿童智力的稳定性问题做了一个经典调查,研究对象是80名两岁半到18岁的孩子。结果显示,孩子的智力曲线中间有缓慢的上升或者下降,而在6岁、10岁、14岁这几个年龄段,曲线的变化会更加剧烈。什麽时候得分最不稳定?6岁以前。而纽约的很多学校却根据孩子们4岁时的智力测试成绩,决定他们的人生轨迹。

  一次智力测验得了高分就一定说明什麽了吗?其实得高分的偶然因素很多,比如睡个好觉或者对测试者有好感之类的,幸运地猜中有时也起到一定的作用。2006年,爱荷华大学心理学者大卫·罗曼(David Lohman)与同僚在论文《幼时天才长大未必?》中指出,所谓“天才”其实相当不稳定。他们的数据显示,测试得分超过130的孩子,只有45%同期做另一次类似测试时还能保持相似水准。再加上4岁孩子智商存在的不稳定性,显然,对“天才”的判定应该是一个持续性的工作,而不是随意在某个时段一次性做出重大裁决。

  智力上的“军备竞赛”

  以前,只有少数家长让4岁的孩子在参加入学测试前做练习,后来效彷者越来越多,现在则蔚然成风,逐渐演变成一场智力上的军备竞赛。家长有这样的需求,幼儿园也自然作出相应的回应,帮助孩子提早准备。随之,市场上出现了昂贵的备考资料,相关谘询机构也兴旺起来,Aristotle Circle就是其中之一。它成立于2008年,由一名麻省理工的毕业生和一位前华尔街分析师苏珊·里诺(Suzanne Rheault)创办,主要提供家庭教师、顾问、和备考书籍。

 “我知道,让4岁的孩子接受考试辅导的想法会让一些父母觉得不舒服,”里诺说:“但我没有逼著他们来买,他们是自愿的。”她拿出一本封面鲜艳的备考书,那是她最近刚刚编完的。打开“单词”一节,她说,“孩子要考的所有单词都在这本书里了。”她接著说:“不管是做图形推理还是用来理解需要回答的问题,比如‘恶棍是什麽?’‘液体是什麽?’”随后,她翻到自己认为的“精华部分”——概念分组。这部分全是一组组的图,根据彼此之间的某种共同点分到一起,比如“容器类”包括野餐篮、手提箱、火柴盒,“可以开闭的东西”包括拉链、眼睛、锁,“测量仪器”包括沙漏、手表、温度计。“孩子需要理解的抽象分组我这儿都有,”她说。

  她为什麽这麽肯定?难道她知道题库?里诺的解释是:“帮我们设计这个练习手册的都是看过题库的心理学家。”

  有的人认为研究这些试题并不会影响孩子的得分。“我不认为练习有助于通过OLSAT,”纽约教育局天才计划负责人安娜·科米特(Anna Commitante)说。里诺却认为练习的作用毋庸置疑。她说,“和我们合作的心理学家认为,考题中50%到60%的内容都可以通过学习掌握。”当然她的观点可能是出于商业需要——毕竟她出的WPPSI备考练习册一套卖到500美元,现在她正在做OLSAT练习册,接著还要推出SB-5练习册。认同她观点的人不在少数。

  天赋VS.贫富

  备考自然要花很多钱,贫困家庭因此处于劣势。而且,即使没有备考和特别的辅导,来自更加富裕、更高文化素养家庭的孩子在智力测验中也会表现得更好。

  有人相信,智力测试可以消除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展现孩子的本质。然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尼古拉·莱曼(Nicholas Lemann)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一个4岁孩子在智商测试中表现优异,可能因为天才遗传,也可能得益于文化上的优势。评测专家、芝加哥埃克森研究所(该所在儿童发展发面享有盛誉)所长萨缪尔·梅瑟尔(Samuel Meisels)说,“不用测智商,只要看看家庭住址和背景,就知道哪些孩子能够进入更好的学校。其实,在人生的头七八年,孩子的智商和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有极大的相关性。”他补充道,“天赋确实存在,但天赋是可以被扼杀或者得到滋养的。”

  2008年《纽约时报》刊登的一份教育分析报告指出,自从纽约要求参加天才计划的孩子必须首先在OLSAT中获得高分,“神童”中白人孩子的比例就从33%上升到了48%,而黑人和西语裔儿童比例开始下降。真不明白这些测试到底是为了发现天才,还是为了巩固中上阶层的地位。

  智商VS.成就

  上世纪20年代,心理学家李维斯·特曼(Lewis Terman,正是他把Alfred Binet测试改进为Stanford-Binet测试),在加州对1500名高智商儿童进行了纵向研究。他把这项研究叫做“天才遗传研究”,并希望结果能表明这些“特别出眾的”孩子未来可以成为精英中的精英,在科学、公共政策、或艺术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但时间流逝,这些孩子变得越来越平凡。相反,当初被排除在1500名之外的William Shockley和Luis Alvarez,获得了诺贝尔獎;同样曾被排除出去的Isaac Stern和Yehudi Menuhin也成了世界上响当当的音乐家。

 《纽约客》的专栏作家Malcolm Gladwell在畅销书《时势造英雄》(Outliers)中指出,智商之于成功,好比身高之于篮球。一定范围内肯定是越高越好,但是过了一个线,再高无益,甚至反而不好。所以一个人的智商在达到120左右后,得分更高不一定在现实世界中带来更多优势。

  那麽,同样高智商,什麽原因使得一个人只是表现良好,而另一个人却取得杰出成就呢?机遇、社会关系、良师益友,坚定和近于偏执的专注,还有创造力和不怕失败的精神。Calhoun学校校长尼尔森特别强调这一点。

 “我希望学校里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梦想,”他说,“希望他们偶尔有些冲动,希望他们不要参加那些智力测试,不用按照成人的规则和愿望给出答案,因为孩子看待世界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尼尔森接著说:“数学和单词只是真实生活的某些象征符号,而不是生活本身。把关注的焦点从真正的生活转移到这些符号,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的教育已经出现了偏差。”

  尼尔森说他正考虑取消WPPSI作为孩子入读Calhoun的必要条件,他可能只把孩子的测试得分作为参考因素之一。他说,如此做法不是因为智力测试毫无意义,而是因为它存在一些潜在的偏差。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无论你如何努力避免对孩子造成压力,他们还是会感觉到父母的焦虑,体察到人们对自己的判断。让孩子在这麽小的年纪就感受到等级区分,实在有些残忍。

  而且,智商测试中的高分其实和低分一样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对一些孩子来说,“天才”是令人不适的标签,可能会削弱其思考能力,让他们惧怕风险。他们不会提问,没有任何独创的想法,这不是他们出了什麽问题,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学习就会得到正确答案。他们从4岁开始,就认为学习意味著取悦有权威的成年人。

  如何降低测试比重

  要想让纽约大部分学校都跟随尼尔森的脚步,停止对4岁孩子进行智力测试,是不太可能的,但在遴选过程中适当降低测试得分的比重却不难做到。问题是,减少智力测试的比重并不能保证遴选过程更加合理和贴合实际。那麽学校到底该采取怎样的机制?

  关于这个问题,埃克森研究所的梅瑟尔说,他倾向于对孩子进行全面观察,根据孩子在课堂上的表现得出结论,然后再参考他们的作业和成绩综合评价。但是他又说,“我知道,这办法不太实际,这意味著还得培训老师,成本更高,但这样的天才培养计划才能真正和天才儿童对上号。”

  印第安纳州普拉克(Plucker)的建议似乎更加务实。他主张学校在一个智商比较稳定的年龄对孩子进行测试。曼哈顿的City and Country学校已经这麽做了。不过,该校并没把智商测试结果看得那麽重。他们认为,过分注重无非就是得到一批善于考试的孩子。

  最后,我想提一下经典的棉花糖测试。上世纪60年代,斯坦福心理学家沃尔特·米切尔(Walter Mischel)集合了653名孩子,让他们选择:是当即吃掉一颗他们都非常喜爱的棉花糖,还是等一段时间,得到两颗棉花糖。大部分孩子希望得到两颗,但到最后,只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有足够的自制力等够大约15分钟,真正拿到两颗糖。随后米切尔跟踪研究了这些孩子,发现到高中毕业时,那些能够等到第二颗棉花糖的孩子平均高考(SAT)成绩要比没等到的孩子高出210分。也许,孩子的自制力和忍耐力比智力水平,更有助于未来成功。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接受棉花糖测试的孩子们也只有4岁。

"關於旅美湖南同鄉會"

旅美湖南同鄉會於1983年由全美各地的湖南鄉親發起成立,我會擁有260多人的強大鄉親隊伍,有100多位社團領袖和傑出企業家擔任顧問。成員老中青結合,在弘揚湖湘文化、促進中美交流、服務海外鄉親共謀發展等方面做出了貢獻,成為在美湖南鄉親交流的重要平臺。本會熱烈歡迎所有旅美湖南鄉親加入旅美湖南同鄉會這個美好的大家庭,請海外湖南鄉親發送個人介紹等相關資料至郵箱 [email protected] (Email由“旅美湖南同鄉會”首字母組成)申請入會。歡迎其他海內外湖南各社團和組織聯繫我們,團結起來為所有海內外湖南鄉親提供服務。

返回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