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网讯】1月29日，美国人凯瑟琳又一次拖家带口地从康涅狄格州来到北京，在东三环边找了家国际公寓，住了下来，此时距农历新年还有半个月。
这是凯瑟琳第三次来中国，每来一次，家庭成员就会增加一两名。如今，这个金发的中年女人已经收养了三个中国孩子––––一对9岁的双胞胎，一个14岁的四川女孩。
一个家里已经有了5张嘴要吃饭，但凯瑟琳还嫌不够。她想收养更多，并乐此不疲。这次来中国，除了要去洛阳福利院再收养两个孩子外，她还打算帮养女图文涛找家。
酒店房间内，两个黄皮肤、黑眼睛的小姑娘打着赤脚，拿着iPhone，在地毯上跑来跑去，满口流利的英语。稍大些的图文涛忙着向陌生人展示她的汉语水平，歪七扭八地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很美国”地耸耸肩。
生日礼物
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凯瑟琳就有了收养孩子的打算。
8岁那年，她把这个“伟大的想法”告诉母亲，母亲权当是个笑话。但若干年过去了，凯瑟琳居然还执著自己儿时的梦想。一番筛选后，她把目标锁定在了这个她并不熟悉的东方国度。在她看来，中国的涉外收养制度相对规范。
“很多人觉得我们收养中国小孩，是因为中国孩子长得小小的，很好玩，也很漂亮。”凯瑟琳指指图文涛，“可你看，她长得多丑。”被“损”了的图文涛蜷在沙发里，哈哈大笑。
2001年，凯瑟琳终于在中国如愿收养到了一对双胞胎女儿。根据所在福利院的记载，这对双胞胎出生仅4天，就被遗弃了。后被福利院送到了寄养家庭。一年多之后，凯瑟琳把她们带回了美国。
据了解，中国涉外收养始于1992年，至今大约送养出去了十二三万名孩子。根据美国收养协会向《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材料，从1998年到2009年，有63894个中国孩子去了美国。
双胞胎刚懂事些，凯瑟琳就如实告诉两个养女，她们是中国人，“我告诉她们，你们有三个家庭，三个爸爸妈妈––––生你们的爸爸妈妈、寄养家庭的爸爸妈妈，还有我们。我对她们说，天哪，你们真是太幸运了，这么多人爱你们！”这时的凯瑟琳已经辞去了制片人的工作，当起了全职妈妈，“我承诺过她们，要拿出全部精力去爱她们。”
第二次来中国是在2006年，这次她从成都带走了图文涛。那一天，刚好是凯瑟琳的生日。她把这个长得并不那么好看的小女孩看作了自己的生日礼物。
根据福利院当时的记载，1999年4月26日下午5点钟左右，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区分局的警官在红旗百货商场巡逻时发现一个小女孩在哭泣，她身边没有亲人。经调查，有关部门宣布这个女孩是被遗弃的，并将其带往警察局，随后送进福利院。福利院给她起名字叫图文涛，记录上的出生日期是1996年4月26日。但在图文涛的记忆中，自己是属狗的。照此推算，应该是生于1994年。
图文涛的右眼由于有伤，几近失明，显得有些空洞。凯瑟琳说，当年领养孩子的时候得知，她的右眼在中国做过一次手术，后来手术线收缩了。到美国后，去了纽约最好的医院，但也没法治了。
“这孩子真幸运，能被你收养。”不少中国人这样对凯瑟琳说。“哦，不！这是我的幸运。”她回应。
刚到美国的时候，图文涛沿袭着在福利院养成的习惯––––表现得自己很高兴，用唱歌跳舞取悦别人，刻意地讨好周围的朋友。“那不是你自己。”凯瑟琳一针见血，“你要找回你自己。”
三年后，图文涛几乎脱胎换骨成一个地道的美国孩子了，但此时，凯瑟琳突然提出，帮她找在中国的家。“我听从了我内心的想法，并且她也愿意这么做。”凯瑟琳捂着胸口，语气平和但坚定。
疑似生父
进福利院之前的记忆，已经模糊得所剩无几了。
“总有人在梦里叫我‘妹妹’，发的是这个音，但不是姐妹的意思。”图文涛还认为，她的名字写出来应该是“涂文桃”。
2009年11月，凯瑟琳从同样在中国收养了孩子的美国人茱莉亚那里打听到了中国一个叫“宝贝回家”的网站，这里专门为走失、被拐、被遗弃儿童寻找亲人，并为家长们提供寻人服务。随后，她给“宝贝回家”网站发了邮件，提供了有关图文涛的信息。
凯瑟琳一行到中国寻亲前，该网站法律顾问张志伟在他的博客上公布了这些支离破碎的信息。很快，四川《天府早报》找到了张志伟，希望帮图文涛寻亲。
1月29日，凯瑟琳抵达北京。当天下午，一名男子打电话给报社，说是看到了寻亲启事。图文涛右眉上方一块不起眼的小胎记，让他断定那就是他的女儿。
该男子说，孩子一出生他便离开家，孩子的母亲给她取名叫“何雯”。1999年，他收到妻子的来信，告诉他孩子走丢了。但近年来，他和妻子几乎没有了联系。
当听说自己的亲生父母有了消息时，图文涛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我的身上还有一块胎记，他好像没提到。”她撩起衣服指给众人看，然后一脸坏笑，“嘘，先别告诉他们。”
凯瑟琳相对冷静得多。此前，她的行程单上并没有列出“成都”。“如果去的话，我们的路费和住宿费怎么办？”凯瑟琳透露，这一趟来中国，路费、住宿费，加上收养两个孩子的费用，算下来大概要花44000美元，“但如果能很肯定那个男人是她的亲生父亲，我还是会带她去的。这对她来说太重要了！”
但最终，图文涛此行还是没有见到那个疑似是生父的男人。
用一个座机拨通《天府早报》的热线后，这个男人就像蒸发了一样。电话中，他反复说自己对不起孩子，实在没脸见她了，并坚持不肯留下手机号码。
“他80%是图文涛的父亲。”张志伟认为。他同时了解到，这个男人曾经坐过几年牢，“没脸见孩子”，或许和这个也有关。
“他抓住了我的心”
单身妈妈茱莉亚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帮养子家成寻亲。
2000年，茱莉亚到洛阳参加一个公益团体的活动。活动中，组织者分给每位成员一个福利院的孩子，让他们带着孩子到动物园去玩。8岁的家成被分给了茱莉亚。“一见面，他就抓住了我的心。”茱莉亚这样描述。她上大学时的专业是国际关系，选修的是东亚研究，她很喜欢中国。9个月后，她又回到中国，办理了家成的收养手续。
拿到收养许可证后，茱莉亚给家成看新家的照片，向他介绍家庭成员。接着又让每个家庭成员写信欢迎他，并把这些都翻译成中文。那段时间，茱莉亚把英汉词典像圣经一样随身带着，并学会了些简单的词汇，比如“你饿吗”、“你渴吗”、“该睡觉了”、“刷牙去”，当然还有“我爱你”。很快，家成融入了周围环境，
14岁那年，家成突然变得不那么快乐了。他突然向茱莉亚提出，想要找他的亲生父母。“被领养的孩子在青春期有这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但看到他那么难过，我的心简直要碎了。我答应他，无论如何都要帮他找到亲生父母。”茱莉亚说。
当初的收养记录上写着，洛阳福利院给孩子起名叫“党子杨”，但平时他们都喊他“家成”。1999年2月27日，他被洛阳市公安局西工公安分局唐宫路派出所送到福利院。但茱莉亚记得，福利院的一位护工曾经告诉过她，家成是1997年或1998年送进来的。茱莉亚在福利院的一张照片上也看到，1998年该院一次活动中有家成。
茱莉亚对家成的回忆进行了一些整理：
自己出生在一个叫董家沟（音）的地方，省份似乎是山西；
他的母亲好像叫邵菊连（音），父亲叫景高科（音）；
他的父亲经常去洛阳卖东西；叔叔在一个罐头厂工作，还养了很多蜜蜂；
家里养着牦牛，地里种着土豆；
他吃饭喜欢放醋，并且有生吃大蒜的习惯，说明他儿时生活过的地方，人们可能有类似的饮食习惯；
当地似乎很缺水，植被稀少；
他的母亲和祖母会做面条，并且把面条晒干；
5岁那年，母亲把他送到了养父母的家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送走，但印象中，养父母是医生，开了个小诊所；
他的家并没给他留下多好的印象，因为他记得父亲总拿鞋和皮带打他。他甚至试图逃离这个家庭。一次，他逃跑成功了，但不幸又被人发现，送了回来。不久，他的养父（也可能是生父）带他坐了3天火车，到了洛阳。他记得他最后一次见到养父（也可能是生父）是在一个小饭馆，那个男人临走时给了他一些钱，就再也没回来。之后，家成被人带到了大街上。很快，又被送到了福利院⋯⋯
根据家成的描述，2006年，茱莉亚打听到山西临汾有一个叫董家沟的地方。她托人去找，并没有姓景的人家。2007年，茱莉亚的一个朋友到中国，发现陕西也有一个叫董家沟的地方。但打听了一下，当地同样没有姓景的人家，也没谁丢过孩子。
海归
茱莉亚的求助信在2009年到了“宝贝回家”志愿者的手中。其中，一名精通英文的志愿者负责和茱莉亚联系，并把她提供的所有信息译成中文，交给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大家分头去找。
搜索发现，在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叫“董（东）家沟”的地方有20多个。而根据其他描述，也很难锁定更具体的地域。
最终，生母的名字起了决定性作用。有志愿者根据家成的回忆，输入“邵菊连”三个字搜索，居然搜到了一篇医学方面的文章，联合署名的则是“靳高科”。作者资料显示，两人是宁夏隆德县的医生。而县城附近确实有个叫“董家沟”的地方。
拿到靳高科的电话，志愿者“小禾”马上打了过去，但对方否认自己丢了孩子。
经常和失踪儿童家长打交道的志愿者们都知道，很多家长在常年奔波寻子过程中，有着无数次受骗的经历。“小禾”说，她给靳高科发了很多条短信，并把孩子的照片和资料放到网上，让他上网去看。
看到照片后，靳高科确认，家成真的是自己丢了十多年的儿子。电话中，这个男人泣不成声。
他告诉志愿者，家成是超生，出生后寄养在了乡下，一直由弟弟和母亲代为抚养。孩子6岁时，才接回县城。1997年的一天，父子俩由县城回乡下时，父亲下车买包烟的工夫，儿子和车就都不见了。茱莉亚在之后帮家成找家的过程中，从公安人员口中得知，家成被送到福利院之前是被虐待过的，估计是碰上了人贩子。
消息瞬间传到了大洋彼岸。
“哦，上帝啊，我的心简直快跳出来了！他们真的是他的亲生父母！”茱莉亚在信里惊呼。得到消息的家成兴奋异常，但看到家里发来的照片后，他嚎啕大哭。
“我想告诉他的亲生父母，我很感谢他们给了克里斯汀（家成的英文名）生命，并且好好照顾了他7年。其次，我很抱歉让这10年使得他不能在他们身边，我无法想象一个失去孩子，并且不知道这个孩子是死是活的家庭会有多痛苦。”茱莉亚一边发邮件，一边计划着她和家成的中国之行。
2009年8月29日，家成终于在北京见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亲生父母。
“他的心结打开了。他终于知道自己不是被亲生父母遗弃的，而是因为一次意外。他也终于知道记忆中用鞋和皮带打他的人，不是亲生父亲，而是人贩子。”茱莉亚的心也终于落地了，“此前，他是恨中国的。我为了让他了解中国，曾经在他的房间特意布置了些中国元素。他发现后，非常生气。这次从中国回到美国后，他主动要求学汉语了。”
但茱莉亚也发现了些问题，家成的心结打开了，尘封了若干年的记忆也随之打开，这种“重现”让他变得有些暴躁。回美国后，茱莉亚带家成进行了两次心理治疗，“这对他来说是件好事，一些痛苦的回忆要想抹去，首先就是要敢于面对。”
2010年3月9日，茱莉亚在来信中提到，家成还想再回一趟中国。
选择权
“茱莉亚，作为一个母亲，如果靳（高科）真的是克里斯汀的亲生父亲，你要怎么面对？”2009年5月30日，在怀疑靳高科就是家成的生父后，志愿者“小禾”给凯瑟琳发了邮件。
“我很爱我的孩子，并且可以为他做任何事情，特别是找家这件事关乎他的健康和快乐。”凯瑟琳毫不犹豫，“大部分的美国养父母在他们的养子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都会选择如实告诉他这段身世的。”
美国儿童福利联合会的一项调查证实了这一说法。统计结果显示，84%的养母和73%的养父同意或非常愿意让他们的养子和亲生父母重聚。
中国的《收养法》中有一条“颇具中国特色”的规定，即收养人、送养人要求保守收养秘密的，其他人应当尊重其意愿，不得泄露。在中国，这是很多养父母们遵循一生的守则，他们不会轻易告诉孩子有关收养的真相。
“中外养父母在理念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儿童救助工作委员会执行主任张雯从1992年就开始接触涉外收养领域，“大部分的中国养父母首先希望养子要谢谢他们，今后可以孝敬他们，这跟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有关。西方养父母更多是把养孩子当作一件幸福的事，孩子是一份礼物，一份祝福。养到18岁之后，孩子就可以独立了，两者之间没有契约式的关系。坦白说，他们做父母比我们要大气。”
在“小禾”看来，“大气”也是需要一定物质基础的，“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他们不用考虑医疗、养老问题，人在生存方面压力比较小的话，就会追求更多精神层面的东西。而且，这也和他们的信仰有关。”
凯瑟琳同样不担心一旦找到亲生父母，图文涛会被“抢走”，“那是她的选择。她愿意在哪儿，我们都会同意，只要她自己觉得幸福。而且我们永远在这里，她想要回来的时候，我们随时在。”
“I’ll stay!（我会留下）”凯瑟琳话音没落，图文涛就在一旁喊了起来。很明显，她更愿意留在这个美国家庭中。
“宝贝回家”网站的法律顾问张志伟称，他们网站近一年内就收到20多个境外家庭请求帮助为孩子寻亲的信息，“大多是欧美国家。”
天使归来
美国收养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72%的被收养人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渴望知道他们当初为什么会被收养；65%的人想要见到他们的亲生父母，94%的人想知道亲生父母到底长什么样。茱莉亚说，为了不让孩子感到自己太特殊，不少收养了孩子的家庭之间有意保持着联系，“大多数人还是想找家，这很正常。”
帮每个被跨国收养的孩子找家，在张雯看来，不够现实，“一是信息不全，客观条件不允许；二是也有不少养父母还是有顾虑，怕孩子见到亲生父母后，会跟他们疏远。”
不久前，一个朋友的建议让张雯有些动心。他建议成立一个“归来天使基金”，把送出去的孩子免费接回国学习中国文化，想找家的也可以帮他们找家，“我们送他们走是不得已，是为了让他们有个家。现在他们长大了，如果想回来，我们还是要欢迎他们回来的。”
据了解，2006年以来，经民政部授权的爱之桥服务社已经组织了多次寻根回访活动。一些旅行社也看准商机，开发了“寻根之旅”，号召国外领养家庭带孩子到中国旅游，回以前的福利院看看。
志愿者“小禾”多次去过福利院，有些景象让她印象很深，“我去过一个福利院，健康些的孩子被送到了寄养家庭，留下的是20多个残障的孩子，其中一个八九个月大的孩子，躺得脑袋都有些偏了，很明显是缺少照顾。”“小禾”认为，对一些孩子来说，涉外收养就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希望，“国外的医疗条件也好些，很多病是能治好的。”
据张雯透露，目前在中国收养中心排队领养的国外家庭有3万多个，但每年能提供给他们的孩子只有几千个，“实在是供不应求，有的人中途会发来撤销申请，说她当初申请领养的时候，还是一个单身妈妈，但现在几年过去了，她已经有好几个孩子了，不具备领养能力了。”也因此，国外不少养父母会选择领养一些残疾孩子，这样等的时间相对少些。
“我的一个朋友收养了一个耳聋的孩子后，不想让孩子觉得自己太特殊，就又接连收养了三个耳聋的孩子。还有一个朋友收养了5个智障孩子，她把他们送去做义工，照顾其他的人，而且照顾得很好。”凯瑟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除图文涛右眼残疾外，她这次到中国收养的两个孩子，其中有一个是耳聋，“这只是上帝开的一个玩笑，我们不会嫌弃。”
